“共益资本论”联合“思益博雅课程”推出“博雅笔记”系列，旨在课堂之外，传播更多常识，推动智性交流。“博雅笔记”基于思益博雅课程的讲义，也融入了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见解，文章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 假设全球变暖是真的，降低碳的排放真的有用吗？这是不是一场骗局，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遏制？环境科学家郑焰在思益博雅的课堂上指出，科学界对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争议，99.9%的科学家都认为，全球变暖是确切无疑的。那为什么我们时不时会看到一些国外报告在质疑全球变暖的真实性呢？在郑焰看来，一方面，这是国外的媒体过于追求报道平衡，认为讨论一个问题就该有正反双方的观点，客观上放大了反方的声音；另一方面，一些能源公司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在出大价钱资助一些质疑全球变暖的研究，制造反对声音。郑焰说：“全球变暖不是观点，是基于观测数据。自然科学家没有观点，只有理论。”资料来源：《气候变化2007：自然科学基础》剑桥大学出版社这张图其实已经把全球变暖的事实、及其直接后果呈现得很清楚了。图a是全球平均气温，图b是全球平均海平面，图c是北半球积雪层。数据显示，自1850年以来，全球气温虽有较大波动，仍然呈现出螺旋上升的态势，现在比起100多年前高了接近1℃。与此同时，海平面在不断上升，积雪层在不断减少——这些都是科学观测的结果。这个问题貌似有些争论，但其实科学界也基本有了共识：主要是因为温室气体所带来的温室效应——太阳的光热在进入地球之后，地球本来有一个“散热”的过程，但温室气体就像是给地球加了一层透明的盖子，锁住了这些反射的热量，于是地球就越来越热了。提到温室气体，很多人都想到二氧化碳，但其实二氧化碳只是众多温室气体的一种，温室气体还包括水蒸气、甲烷和二氧化氮。科学家已经证实，全球气温对大气中碳的浓度非常敏感，在几亿年前，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减少就极大降低了全球的气温，但在最近200年里，大量的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中，气温就涨上去了。在这张图里可以看到，在过去一千年里，大气中的碳含量一直在280ppm左右徘徊，但从1800年开始，大气中的碳浓度呈现指数上升的态势，1800年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呢？当然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不仅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也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居住的环境，以及这个星球的气候。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J.Crutzen）2002年在《自然》杂志上撰文倡议，将1800年之后的时代称为“人类世”，作为一个新的地质时代的称谓。克鲁岑指出，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由于人类对全球环境的影响不断升级，这些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可能会使全球气候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未来数十年将是人类世进化的临界点（tipping point）。不少人认为，气候变就变吧，有什么大不了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人类社会在这颗星球上的运行是有一个安全阈值的，科学家把这个阈值称为“行星边界条件”，意思就是说，在边界条件内活动，人类社会是安全的，要是越出了边界，会有大麻烦。科学家预测，在下个世纪，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升高1—4℃，也有科学家认为，升温幅度会在1.1—6.4℃之间。这可能会引发很多区域性气候的变化和极端天气的出现，比如一些地方会更加干旱，而另外一些地方则可能洪水泛滥；而随着温度和降水量的剧烈变化，大量的动植物可能会突然濒临灭绝，而它们的灭绝有可能会让整个生态系统走向崩溃。既然全球变暖的后果这么严重，那为什么各国不马上采取措施呢？这里涉及到很复杂的国际政治与社会问题。加内特·哈丁（Garrett Hardin）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提出了“公地悲剧”的概念，哈丁举了一个公共牧场的例子：假设许多牧民管理着各自的羊群，扩大羊群的规模能让他们多赚钱，但本人并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成本，这样一来，每个牧民都有过度放牧的冲动，牧场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搞得一塌糊涂。过度砍伐森林、过度捕捞渔业资源、过度排放温室气体，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力阻止其他人使用，因此每一个人都倾向于过度使用，从而造成资源的枯竭。如果说天空是人类的“公地”，那全球变暖是一场公地悲剧。从理性的角度来讲，控制全球变暖的速度，降低碳的排放对全人类都有利；但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也许还有帝国争霸的需要，各国往往倾向于相互伤害，争先恐后地推高全球气温。举个例子。我们就假设全球只有两个国家排碳就好了，如果这两个国家都下定决心、勒紧裤带，愿意忍受减少排放的代价，那么这两个国家都将免受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损失。这是个理想情况。但是，减碳的本身也是有成本的，万一有一个国家减排了另外一个国家却没有呢？那率先减排的国家不就亏了吗？同时，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很难被监控的，因此，这两个国家出于利己的考虑，都有让别人减排而自己搭便车的冲动。经典的囚徒困境只是两个人的博弈，而碳的问题涉及到众多国家，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尤其是考虑到以英美为首的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多年里尽情地排放，赚得盆满钵满，而一些发展中国家，这几十年才刚刚开始搞工业化，你就说不准排放了，搁谁都不愿意。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气候变化的影响固然是全球性的，但它的影响对不同的人很不一样。比如南亚的一些岛国，要是海平面上升超过1米，它们就没了，超过1000万的人口将无家可归；另外在一些水利没那么发达，主要依靠雨水灌溉的农业区，比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干旱就意味着饥荒和迁徙。而特别不公平的是，南亚岛国的居民和非洲的农民，他们还没怎么分享到由碳排放所带来的经济红利，但却要承受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恶果，他们应该找谁说理去？如果说全球变暖是一场“公地悲剧”，这种悲剧性往往体现在穷人身上，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在哈丁看来，想要解决公地悲剧，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实行专制的统治，要么将公地私有化。哈丁说得比较极端，这两个办法不是极左就是极右。但事实上，后来国际社会确实是按照哈丁的思路来展开的，只是中庸了一些：一个解决思路是“立制度”，另一个是“市场化”。目前我们没有一个强力的世界政府，也就不太可能制定一个严格的法律让所有人都遵守，但各国政府为避免一起完蛋，总是要做些协商、谈判。1997年，各国代表就在日本东京达成了一项国际协议，那就是有名的《京都议定书》，它要求各签约国实行温室气体的减排。这份协议非常灵活，给了各国时间去发展技术来解决排放问题，也有非常有智慧地免除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部分责任，比如中国和印度，使得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可以接受。但也正因为《京都议定书》太灵活了，所以也没有什么硬约束力。美国那时是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条约还没开始实施就已经退出了。在京都之后，各国又进行了多轮协商，包括哥本哈根（2009年）、德班（2011年）和多哈（2012年），但这些协商都没什么进展，这让用制度解决问题的前景看上去有些黯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像《京都议定书》这样的协议效率低下，过于依赖政府指令，忽略了市场的制度，是行不通的。他们认为解决之道在于搞清楚碳排放的成本和收益，并在市场上找到人埋单。比如，设立碳交易市场，让碳排放多的人向排放少的人付费；又比如，创造全新的、低碳的商品和服务，让信奉低碳观念的人改变自己的消耗行为，并购买对气候有益的产品。市场的方法可以跳出“命令—控制”思维的桎梏，并有经济上的激励，公司可以自主地用创新的方式解决问题，实际效果是不错的。比如说像特斯拉这样新能源公司，在短短几年里颠覆了传统汽车的格局，这就是一个用市场手段解决碳排放问题的典范。但以市场为中心的办法也存在问题，如果一些排碳大户没有付出代价，而让其他人或者全社会来承担，市场就会失灵。我们有办法为所有的碳都做出标记吗？如果不能，偷排的人总会获利。同时，最有能力为碳排放埋单的人，通常也不太会直接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们有足够的意愿掏钱吗？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碳排放激增的局面本来就是资本追求利润造成的，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失灵现象，现在我们又把减排的希望寄托于市场，这是解铃还须系铃人，还是缘木求鱼呢？制度靠不住，市场也信不过，那治理全球变暖还有戏吗？应该这么说，制度和市场的力量都是很重要的，但我们还需要新观念的倡导与新公民的推动。不少人在深入了解了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之后，会觉得人类真是一个邪恶的物种，甚至会滋生极端环保主义的倾向，就像《三体》里ETO的降临派，觉得人类干了那么多坏事，不如毁灭算了。这里有一个哲学问题：究竟是要以人类为本，还是以环境为本？大家都认同要保护环境，但保护环境究竟是为了人的生存发展而保护环境，还是环境是一个至高的目标，人其实是可以被牺牲的？基督教文明主张以人为中心；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讲“天人合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目前大多数人认同的观点是，环境保护很重要，但人的发展也很重要。因此“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就开始流行。2015年9月，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193个成员国在峰会上正式通过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s），希望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学者诸大建在思益博雅的课堂上指出，联合国这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就是SDGs，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语言。诸大建说，由于话语体系的不同，一些在国内很流行的说法老外未必能听懂，但要是套用这17个目标，大家都有共识。这SDGs不简单，17个目标中包含了“三重底线”，不仅环境要保护，经济要发展，社会也得要进步：引入社会进步的维度十分重要。圣雄甘地就曾指出，贫穷是最大的污染。这一见解是非常深刻的。人要是穷得过不下去了，或者社会毫无公平正义可言，谁还顾得上保护环境呢？因此，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理科生的事，也是文科生的事；不仅是政府官员、企业高管的事，也是公益人的事。甚至可以夸张点说，这是每一个消费者的事。我们所消费的每一个商品、每一个服务背后都涉及到碳的排放，让全球变暖这件事情，每个人都有份，因此应对气候变化，也应该与所有人都有关。“四个脱钩”与生活方式的改变
可持续发展无疑是十分理想的，但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诸大建在思益博雅的课堂上提出，作为决策者，要做到“四个脱钩”，而作为个人，我们要转变生活方式：
1、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脱钩；
2、城市发展与土地消耗脱钩；
3、交通出现与小汽车化脱钩；
4、生产消费与垃圾增长脱钩。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碳排放最高的国家，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工业很强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在持续性发展上任务很艰巨。按照中央政府的计划，我们国家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什么叫“碳达峰”、“碳中和”呢？顾名思义，碳达峰就是指碳的排放达到最高峰，不会更高了，此后要往下走；碳中和，就是排出去的碳，与被自然界吸收的碳相当，不给大气制造更多的碳。
我们要发展，无疑要消耗能源，目前世界上的主流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在燃烧后都会生成二氧化碳。但消耗能源是否做到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按现在的科技水平，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尽管要多付出一些成本。
新能源的发展固然不必说，电动车替代燃油车就令城市二氧化碳的排放大为改观。但据专家预测，能源代替目前也只能解决城市20-30%的能源问题，还有70-80%怎么办呢？诸大建认为，像中国这种以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的国家，还应该提高利用煤炭技术水平和清洁用煤效率。
煤炭依然是中国最主要的能源。来源：思益博雅课程讲义
也有人指出，电动车也不是完全零碳的，车辆和电池制造的过程中，不也是大量排碳吗？没错，想真正做到减碳，最好大家少开车，多使用公共交通。当然，这需要观念的改变，不要老把车当成身份的象征，同时，也需要政府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网络，应该说，我们国家的中心城市这方面还是做得不错的。
来源：网络
城市发展与垃圾处理也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循环经济”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思路。我们过往都习惯不停地买东西，也不停地扔东西，不仅个人生活是这样，其实城市发展也差不多。你看，城里总是有一片片烂尾或废弃的荒地，但城市却从来没停止过向外扩张。人类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无论是把已开发的土地重新盘活，还是让生活垃圾循环再生。
减碳的三个范围。来源：思益博雅课程讲义
其实，减碳的方式还有很多，有一些还有非常大的争议，比如说，不吃肉、少生娃，甚至，完全躺平。我觉得，这些属于个人选择，个人有选择这么做的自由，也有选择不这么做的自由。
数学家帕斯卡尔有句名言：“给时光以生命，而非给生命以时光。”刘慈欣在《三体》里改成了：“给岁月以文明，而非给文明以岁月。意思是说，悠长岁月，但只有在有文明的时候，岁月才有意义。
我们也不妨改一下，“给地球环境以人类文明，而非给人类文明以地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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